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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母校(節(jié)選)(63屆校友歐潭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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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(fā)表時間：2014-03-12 10:41
1960年春，我轉學來到福州。一開始，我姑媽家表弟幫我聯(lián)系福州九中，我拿著轉學資料去倉山，不知什么原因會路過福州高級中學。命運之神驅使我走進福高教務處，遇上吳亞俊主任（改革開放后任福州市教委主任），他看完我的成績單，說了一句“成績不錯！”，大筆一揮，把我批轉到高一（1）班（黃泉桂老師任班主任）。后來才知道，福高是省委書記葉飛的夫人王于畊當教育廳長時抓的重點中學，在解放初成立的工農速成中學基礎上，調集全省一級教師和五區(qū)八縣全市優(yōu)秀畢業(yè)生，組建了每個年級10個班的重點高中（只有高中沒有初中），沖刺“高考紅旗”。正值國家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，也是我們這一代人長身體、長知識的關鍵時期。感謝母校福高，提供了一流的教師、一流的教學、一流的高考復習，讓我考上北京大學。也要感謝父母，在那困難時期乃至餓死人的年代，沒有讓我失學，并竭盡全力供我上學直至大學畢業(yè)。
我家在福州市倉山區(qū)蓋山鎮(zhèn)湖邊村，歷史變遷，所謂的“湖”已是小池塘，只有高蓋山巍峨聳立。從我家后門經肺科醫(yī)院后門，繞過百泉庵和師大音樂系后門，穿過師大物理系門前十字路口即可到達原福建省軍區(qū)大門，再爬一個坡就到了福高。每個星期我都要在這條曲曲彎彎，起起伏伏的路上走個來回。開荒種“自留地”的那段時間，我一星期要走兩個來回。福高食堂周末把一天的口糧定量八兩半做成象枕頭一樣的饅頭，我拿著這塊饅頭邊走邊吃，還不到原省軍區(qū)門口就吃完了。星期天只好在家中“蹭飯”。高考前一個月，我是農村戶口，沒有口糧，只好每星期裝一布袋自己種的”番薯”（勝利8號優(yōu)良品種，含淀粉很高）到學校。每頓用小布袋裝“番薯”放在蒸籠里蒸。沒有菜，只好用醬油沾著吃。感謝勝利8號番薯營養(yǎng)豐富，不僅趕走了饑餓，而且讓我正在發(fā)育的身體漸漸強壯起來，以充沛的精力沖刺高考，取得考取北京大學的好成績。高中同學至今還在戲謔地喊我外號“勝利8號“。
我的數理化功課很好，但經不起三天兩頭回家“種自留地”，造成“知識斷層”，只好選擇“死記硬背”的文科。我的語文老師、政治老師和歷史老師也看好我，高三最后一個學期，我和盧美松都分到文科班，讓我們倆和另外兩個人沖刺“北京大學”。
我和盧美松十分有緣。盧美松個子不高，白凈面孔，坐第一排。他給我的印象是好讀古書，穿一身灰色勞動布的衣服，赤腳走路，健步如飛，說話嗓門特別亮。班上同學用福州話喊他，都用諧音“美驢”。更特別的是，他左耳掛著金耳環(huán)，據說是福州人的傳統(tǒng)習俗，能保佑男孩健康成長。他的金耳環(huán)一直掛到北京大學，直到畢業(yè)回福州訂婚時才取下來變成未婚妻的首飾。因此，這表明他一輩子注定是很傳統(tǒng)的人。
在福高高一（1）班，我是生活勞動委員。當時勤工儉學勞動很多，我都要帶頭干。每次到校辦農場拉糞車都是班長石杰南（現為港商）當“牛頭”。我和美松一樣，常年赤腳穿勞動布褲子。我倆很投緣，他到過我家，知道我家后門有棵很大的番石榴樹。我到過他家，好像是水部柳宅橫巷2號，福州傳統(tǒng)的木板房，過道很狹窄。第一次遇到他母親，是在房后池邊的蕹菜（俗稱空心菜）地里。干瘦的母親挑著帶噴嘴的水桶在澆蕹菜。據美松說，他經常要幫助母親挑菜沿街叫賣。
高考前夕，我和美松都被分到文科班。我是學習委員，他是語文科代表。當年，高考報志愿都由老師來定。文科班報考北大只有四人，我和美松在其中。最后只有我和美松雙雙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。記得考歷史科目前夜，我和美松在校內操場雙杠沙坑邊復習功課。當時，對歷史復習資料我們都倒背如流。我突然提問：“十八世紀德國南部農民起義領袖是誰？”美松答不上來。我們趕緊一起反復背誦：“多瑪斯·孟彩爾”。這時，夜已深，教我們幾何的老師發(fā)現我倆還在背誦，立即勸我們回寢室。第二天，歷史考卷上果然出現“多瑪斯·孟彩爾”的填空題。我倆幾乎以滿分的歷史成績被北大歷史系錄取。
在福高高一（1）班，我是生活勞動委員。當時勤工儉學勞動很多，我都要帶頭干。每次到校辦農場拉糞車都是班長石杰南（現為港商）當“牛頭”。我和美松一樣，常年赤腳穿勞動布褲子。我倆很投緣，他到過我家，知道我家后門有棵很大的番石榴樹。我到過他家，好像是水部柳宅橫巷2號，福州傳統(tǒng)的木板房，過道很狹窄。第一次遇到他母親，是在房后池邊的蕹菜（俗稱空心菜）地里。干瘦的母親挑著帶噴嘴的水桶在澆蕹菜。據美松說，他經常要幫助母親挑菜沿街叫賣。
高考前夕，我和美松都被分到文科班。我是學習委員，他是語文科代表。當年，高考報志愿都由老師來定。文科班報考北大只有四人，我和美松在其中。最后只有我和美松雙雙考上北京大學歷史系。記得考歷史科目前夜，我和美松在校內操場雙杠沙坑邊復習功課。當時，對歷史復習資料我們都倒背如流。我突然提問：“十八世紀德國南部農民起義領袖是誰？”美松答不上來。我們趕緊一起反復背誦：“多瑪斯·孟彩爾”。這時，夜已深，教我們幾何的老師發(fā)現我倆還在背誦，立即勸我們回寢室。第二天，歷史考卷上果然出現“多瑪斯·孟彩爾”的填空題。我倆幾乎以滿分的歷史成績被北大歷史系錄取。
面對一貧如洗的家庭，我連起碼的路費也沒有，幸好母校福高主動補助20元購買學生火車票。家中父母平時用的半新棉被讓我?guī)希瑑妊b兩件換洗衣服，打一個捆就上路了。北京大學發(fā)通知書時附寄的四件行李簽都沒用上。父親把唯一幸存的大皮鞋讓我穿上，從村口走到公交車站就把我腳后跟磨破了。父親坐6路車把我送到臺江廣場轉車時，抽著煙袋鍋蹲在地上說：“車費不夠，你自己坐車去火車站吧！”我扛著一床棉被到火車站，站前廣場許多家長在送學生，十幾個人圍著一個學生千叮嚀萬囑咐，有的學生哭哭啼啼的，我好奇地圍著一群群人轉悠，心里想：上大學是多么好的事??！他（她）們哭什么呢？當時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1963年8月底，華北水災，津浦線癱瘓多日，大量福建考生滯留上海。我和美松有幸坐上水災后第一列從福州發(fā)出的火車。當年長江上沒有大橋，在南京浦口火車分批輪渡后，沿著搶修的鐵軌緩慢前進，鐵軌兩側全是汪洋一片。硬座車廂都是赴京報到的福建新生。我與美松分享著他母親節(jié)衣縮食買的龍眼。他有一個伯父送的藤木箱，內書“盧記”二字。四天四夜的火車旅程，在興奮、新鮮、幻想、趣談中很快就過去。當年我們只有18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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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我的福高